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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休干部裸捐”记:办农场助学卖掉城里房子
来源:  发布日期: 2010-09-19  访问量: 

 

  这位离休的正厅级官员办起了农场,并把农场的收益用来捐资助学,为此他甚至卖掉了城里唯一一套房子。他不打算给子女留下一分钱,还教育“来看望老领导”的官员们,要做好官不做坏官,因为教育不光是在学校念书,还包括为官和为人——

  老干部陈光保压根没听过“裸捐”这个新鲜词儿,不过,这正是他眼下在干的事儿。

  今年8月底,他从“保伯农场”的收益里拿出105.2万元,用于奖励家乡409位优秀学子。捐完之后他才发现,连9月份买肥料的钱都不够了。

  “可以贷款嘛。”陈光保对管账的人说,“等卖了香蕉就有钱还银行了。”

  管账的人早已习惯这种不计代价的捐赠方式。去年,农场收益微薄,这位被人们尊称为“保伯”的老党员,为了凑足100万元奖学金,硬是把市区里唯一的一套三居室卖了,“只卖了26万元”。

  不止一个人在背后说陈光保是“傻瓜”——一个老游击队员,在海康县(今广东省雷州市)当了30年的县长、县委书记,官至湛江市政协主席。类似这样的正厅级干部离休,多半都在广州、深圳养老,儿孙们承欢膝下。

  可这位“保伯”,却带着老伴和一帮农民,跑到雷州半岛最干旱的荒山野岭,开荒种地办农场。头10年,农场年年亏损。眼看这两年才刚有点儿收益,他又开始捐资助教了。

  “保伯”不大理会那些非议。给学子们发奖那天,他端坐在轮椅上,穿着雪白的衬衫,胸前别着碗口大的红花,亲手把红包塞在每个学生手里。高考超过一本线奖励2000元,状元奖励5000元。

  “保伯”在奖励大会上的讲话也挺新鲜,没有秘书代写的套话空话。其中有一条说,“保伯农场”从明年起将正式改名为“重教助学基金会农场”,其收益和捐赠,将委托雷州市政府的同志监督。

  坐在农场的一座二层小楼里,这位79岁的老人谈论起死亡,平淡得就好像在说下午可能有一场雷阵雨。他的妻子前两年去世了,他说,将来两人的骨灰要一同撒入雷州的母亲河里,不占用国家一寸土地。最重要的是,他“不会给5个子女留一分钱”。

  对于这个决定,“保伯”在那次大会讲话中连续问了几个反问句:旧社会我家三代长工,祖父和父亲都没有留下财产,我为什么要留?海康历史上自唐至清出了6位清官,其中清代丁宗洛在山东任知县时,把祖业100多亩田地都变卖了救济农民。6位先贤都没留下财产,我还是共产党员,为什么还要留钱?

  在场的人回忆,后来“保伯”突然眼望着远方,一字一顿地讲:“当年打游击,死了那么多的战友。人家20岁就牺牲了,我现在有命活到80岁,5个孩子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大学,都有了好的归宿。我再捞财产,就太对不起烈士了。”

  一番古今中外、家国天下的感慨之后,台下的政府官员、老师学生们总算听明白,“保伯是真下决心要把财产都留给教育事业了。”

  没能在学校里好好读书,是陈光保毕生的遗憾。

  他9岁起就给地主放牛。可“地主不讲道理”,牛得瘟病死了,硬说是因为放牛娃命不好。被撵回家后,陈光保只能捡猪屎卖钱。那时村里办了一个私塾,老师上课,他就背着粪筐在外面听。老师中午吃饭,他就蹲在旁边看着。

  “你想读书吗?”老师问。

  “您教书我都在外面听,《三字经》已经念了好多。”陈光保回答,“不过家里真的没钱。”

  老师最终免去了6斗稻谷的学费,还送给他一本《三字经》和一本《千字文》。陈光保至今还记得,当他把书拿回去给父亲看,父亲的眼泪一直流。后来他也考过中学,分数是够了,还是没钱念,最终,16岁的陈光保参加了游击队。

  “现在回想起来,读书太重要啦。”陈光保掰着手指头算道,自己的5个孩子在恢复高考后都考上了大学,现在有的在国企,有的在银行,有的是大学教授。再往下数,两个孙子,一个读了硕士研究生,一个去国外留学。单从这个小家庭来说,“读书终结了三代长工的家史。”

  不过,据他的老下属吴堂胜回忆,“保伯”可不是现在才开始重视教育。早在他担任海康县县长、县委书记的时候,逢会议就要谈教育。他一直在强调,雷州能不能发展,就看教育了。上世纪80年代,他还写了一篇题为《治穷先治愚》的文章,被很多报刊转载。

  “保伯”从桌案上抽出当年的那篇论述教育的文章,同时又拿出一份中央办公厅最近寄来的《全国教育工作会议》纪要。“你看,总书记和总理都发表讲话了。”“保伯”很得意地把相隔近30年的两份材料放在一起比较,“这说明我思想是对头的啊。”

  陈光保这辈子一直以“敢为天下先”著称,但那个年代仍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记。他给长子起名陈永远,长女起名陈忠于,5个孩子的名字合起来是“永远忠于毛主席”。

  1977年,他治下的潭葛生产大队,偷偷搞起了包产到户,作为县领导,陈光保不但不制止这个曾被毛主席否决的生产方式,反而暗中支持,后来甚至在公社会议上公开支持。

  省领导把他找去,怒斥这是“倒退”。“让潭葛这个‘乞丐村’的农民有饭吃有衣服穿怎么是倒退呢?”陈光保不能理解,“我要联合广东14个县委书记去北京找邓小平评理。”

  后来,省领导说,“陈光保就不要到北京啦。这样吧,穷队可以包,富队不要包。”

  结果,陈光保回到县里宣布:“穷队富队都要包!”

  30年后,《广东党史》中承认,潭葛是“广东包产到户第一村”。从包产到户的时间上来看,它比安徽的小岗村早了整整一年。

  这就是他对官员的理解,“教育不光是在学校念书,还包括为官和为人”。他甚至从县财政出资500万元,先后送800名年轻干部在高校培训。据说,广东省委现任的两位副秘书长、一位政协副主席、一位人大办主任,都是得益于此。

  尽管地处偏远,保伯农场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访客。访客分为两拨人。一拨是深受知遇之恩的官员来看老领导的,还有一拨是附近的农民有困难,有“冤情”,来找“保伯”诉苦的。

  于是,“保伯”的衬衫左口袋里总是装着一沓百元的钞票,有困难的,就200元、300元地给。这原本都是儿孙们孝敬他的。

  这个退休干部深受周围农民们的爱戴。当有人偷电线,“保伯”一个电话,调和村就来了200多人包围了窃贼;发生了火灾,贤洋村立即来了几十人救火;有一年糖厂要停榨,保伯的甘蔗还没收完,潭葛村就来了300多人帮着砍甘蔗,两天内收完……

  而有时候,“保伯”就成了传声筒,从农民这里听到看到的,就传达给官员:

  比方说,过去官员下乡住在农民家,现在“不下乡了”。一个60多岁的农民到县里反映情况,找不到领导,一到省里、北京,就被送回来。

  比方说,过去到雷州来视察的上级领导都是住招待所,喝酒就喝几毛钱一斤的海康米酒。现在就连一个小科长,都“动不动就住酒店,喝洋酒……”

  比方说,过去官员讲求实事求是,现在好多“弄虚作假”。

  “我们已经严重脱离群众了。”说到这里,这位老干部长叹了一口气,眼中犹带泪痕。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翻了多年,显得破破烂烂的党章,上面诸如“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”之类的字下方,都用红笔画了出来。

  “保伯”心有所感,用当地特有的雷州歌的形式,创作了一本316页的《好官坏官歌》,里面唱“坏官二十害”,“坏官臭万年”。坏官名录那部分更是从建国初的刘青山、张子善,一直唱到新近的王华元、陈绍基。

  “官员来了,我就送一本,然后唱给他们听。”保伯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诫“要做好官,不要做坏官”。

  很多时候,保伯不能理解当下的世道人心,就像很多人不能理解,他这样做,“究竟是图什么?”

  “您出书立说做好事,是为了青史留名吗?”有人直言不讳地问陈光保。事实上,的确有人把“保伯”和雷州历史上的三位清官合称“三公一伯”,相关出版物也在筹划中。

  在“保伯”看来,自己尚不能与先贤并列,不过,让老人高兴的是,自己捐资助学所产生的示范效应,已经逐渐显现。

  今年,雷州市附城镇麻演村黄源胜三兄弟都考上了大学,但因家穷,无法承受一年几万元的开销,三人面临“抓阄上大学”的窘境。

  陈光保知道后,资助他们兄弟三人1万元。随后,雷州市政府资助4.5万元,各社会人士捐资4万多元,三兄弟读大学的费用基本得到解决。

  最近,“保伯”召开了一次讨论捐资助学的家庭会议,子女都表态,会尊重他的意见。他的长子陈永远已经改名陈强,女儿陈忠于也改做陈忠瑜。

  “我们这一代人表达感情不会这么直白。”陈忠瑜说,“但不能否认,爸爸那一代人的精神真是很了不起。”

  当然,如果是“保伯”认准的事,恐怕是没有人能左右得了。在家里,他是严父的形象,在工作中,他也是不苟言笑,不怒自威。翻看陈光保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相片,这位身高1.8米的大汉总是一脸严肃的表情。

  唯一例外的,是在参观农场的路上。

  “你看,今年的香蕉长得多好。”这个退休高官指着车窗外已经挂果的香蕉林,咧着嘴嘿嘿地笑,“12月份我又可以卖甘蔗,明年就不用为筹钱发愁了。”